高瓴百济,一别两宽

本文系基于公开资料撰写,仅作为信息交流之用,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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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时间的朋友”高瓴,正式退出百济神州5%以上股东的行列。

从2023年首次减持至今,高瓴在百济神州的持股由2022年的11.02%骤降至4.89%。作为百济神州最早的机构投资者,高瓴陪伴这家药企从初创到三地上市,累计注资超13亿美元,彼此的关系早已超越普通财务投资范畴。

高瓴大幅减仓,不是简单的资本套利,而是折射出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深层逻辑。

01高瓴“重仓中国”

高瓴与百济神州的故事始于2014年。

彼时中国创新药行业还是一片荒原,国内投资机构的目光仍聚焦于仿制药的暴利,很少关注创新药,回国创业的科学家们几乎找不到融资。

在此背景下,高瓴资本以7500万美元领投了百济神州A轮融资,开启了一段长达11年的资本“长跑”。

十一年间,高瓴累计参与百济神州8轮融资,成为其“唯一全程领投”的机构投资者。

其中,最大的一笔莫过于2020年7月,高瓴作为锚定投资人追加10亿美元,带动百济神州完成20.8亿美元融资,创下全球生物医药史上最大股权融资纪录,这10亿美元也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史上最大的一笔投资。

截至2024年底,高瓴在百济神州的累计投资额已突破13亿美元,持股比例一度高达11.02%。

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,根植于高瓴对“重仓中国”底层逻辑的信仰。

早在2005年,高瓴资本创立之初,创始人张磊就以“中国正在快速崛起,高速火车正在驶离车站,请立即上车”的比喻,说服投资人拿到了2000万美元的创业资金。

此后20年中,“重仓中国”的信条帮助高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超额回报,不管是早期押注腾讯、京东等互联网企业,还是如今深耕医药行业,凭借这一战略,高瓴以2000万美元的初创基金成长为亚太地区资产规模最大的投资机构。

纵览高瓴在中国投资,主要聚焦在消费与医药,尤其是后者。

早在很多年前,张磊曾断言“医疗健康是最大的投资机遇,生命科学、生物技术有望迎来寒武纪大爆发的时代。”

2020年时,高瓴在生物医药、医疗器械、医疗服务、医药零售等领域累计投资了160多家企业,其中中国企业超过100家,总投资金额超过1200亿元,投资企业总市值超过2.5万亿元。

“重仓中国”和“关注医疗”的战略恰恰与百济神州的基因深度契合,创始人王晓东作为首位归国美国科学院院士,既具备国际顶尖科研视野,又始终强调“将中国科学家的成果留在本土”。

在长期主义的投资战略下,高瓴决定对百济神州长期锁仓,就像巴菲特长期锁仓可口可乐。

高瓴的资本输血与战略赋能,在百济神州的崛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2016年,当公司因研发投入过重濒临资金链断裂时,高瓴以基石投资者身份参与其纳斯达克上市,助力募资1.82亿美元;2018年港股IPO时,又追加5.85亿港元支持;2021年科创板上市前夕,再通过私募股权融资注入关键资金。

这种跨市场、全周期的资本护航,帮助百济神州成为全球首家美股、港股、A股三地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,巅峰市值突破3200亿元。

可以说,没有高瓴就没有如今的百济神州。

02百济“远离”神州

正是有了高瓴的背书,百济神州才得以“高举高打”的模式实现弯道超车。

十一年间,百济神州累计研发投入超700亿元,累计未弥补亏损达626.67亿元。

但回报同样显著:2019年泽布替尼获FDA批准,成为中国首个出海成功的抗癌新药,并在“头对头”试验中击败伊布替尼,2024年全球销售额突破188.59亿元;替雷利珠单抗凭借13项适应症纳入医保,2024年中国区销售额达33.6亿元。

与此同时,百济神州还布局了77个管线项目,涵盖小分子、CDAC、单抗、双抗/三抗、ADC、细胞疗法、mRNA等在内的技术平台和治疗模式,覆盖血液瘤、实体瘤领域各高发瘤种。

2025年一季度,百济神州营收80.48亿元同比增长50.2%,净亏损从上年同期的19.08亿元收窄至9450万元,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(GAAP)已实现127万美元的季度盈利。

在今年年初的JPM大会上,百济神州欧雷强公开表示,百济神州预计将在2025年全年实现经营利润为正,这标志着这家长期巨亏的药企正式驶入盈利轨道。

就在百济神州即将迎来业绩拐点的关键节点,高瓴资本却选择加速退出。

自2023 年6月启动减持以来,高瓴在23个月内将持股比例从 11.02%降至4.89%,累计套现近100亿港币。

有观点认为,这种 “在黎明前离场”的选择背后,或多或少存在理念的冲突。

图:高瓴在百济神州持股比例,来源:锦缎研究院

百济神州的国际化进程堪称激进。自2010年成立以来,就对标全球顶级药企,其研发管线、临床策略乃至公司治理均深度融入国际体系。2024年百济神州美国市场收入占比达51.4%,首次超过中国市场的37%,并且仍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持续拉大。 

随着国际化步伐加快,百济神州对本土战场的重视程度难免彼涨此消。最直接的体现是公司名称的变化。2024年11月,百济神州宣布将英文名从“BeiGene”改为“BeOne”,并逐步在公开场合弱化中文名称的使用。

与此同时,百济神州还将上市主体公司的注册地从开曼变成了瑞士,抛出了自己“立足欧洲,辐射全球”的战略计划。从“中国的白济,到世界的百济”,野心昭然若揭。

此外,百济神州的治理结构也日益国际化。公司高管团队中,外籍人士占据重要位置,包括CEO欧雷强在内的多位核心成员均来自美国。董事会成员中,国际背景的投资者和顾问比例持续上升,而本土产业资本的话语权逐渐减弱。

这种“去本土化”的治理模式,使得百济神州在决策时更倾向于全球市场的需求,而非迎合中国市场的特殊性。

例如,百济神州将8亿美元投入美国新泽西州建设旗舰生物药生产基地和临床研发中心,这一投资规模远超其在中国本土的产能扩张。

至少在直观上,这种转型,与高瓴的底层逻辑直接冲突。张磊曾强调,“重仓中国” 是对大国发展的信心,投资标的需扎根本土市场并推动产业升级。而百济神州的估值体系依赖欧美市场溢价,与“中国创新药”的定位渐行渐远。

在减持百济后,高瓴迅速以基石投资者身份,分别斥资2亿美元认购宁德时代港股IPO,同时出资4000万美元认购恒瑞医药港股IPO。两笔操作直指“本土核心资产”,展现出对中国产业根基的深度聚焦与战略回归。

03选择无关对错

抛开理念分歧不谈,仅从投资角度考量,百济神州也很难称得上是“投资者友好型”的投资标的。

一直以来,百济神州“烧钱换增长”的模式,频繁融资与资本消耗,构成一道难解的死结。频繁增发稀释股东权益的模式已成常态。

自2014年至今,百济通过美股、港股、A股累计融资近700亿元,仅2025年3月便增发650万股,导致早期投资者被动稀释持股比例。

这种“融资-烧钱-再融资”的循环,使得公司股本规模从2016年美股IPO时的3000万股左右膨胀至2025年的14.05亿股,增幅超40倍,股东权益被持续摊薄。

2022年Q1至2023年Q1,高瓴没有减持百济神州的股票,但其持仓却有最初的11.02%下降至10.79%,一年稀释就了0.23个百分点。

“烧钱换增长”的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。

截至2025年一季报,百济神州账上总现金为182.74亿元,不足其一年半的研发投入支出。

更关键的是,与国内大部分通过“License out”模式出海的Biotech不同,百济神州选择“造船出海”,自建销售团队在海外营销推广,进一步加剧了资金压力。

2019年-2024年,百济神州销售费用从13.59亿元,增长至88.56亿元,增长速度远超研发投入。

这种“高举高打”的模式,对企业融资以及自身造血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,也给企业经营增加了不确定性。

百济神州有望在2025年实现盈利,但目前收入主要依赖泽布替尼与替雷利珠单抗,两款产品贡献85%以上收入,但对欧美市场的过度依赖使其暴露于政策不确定性中:2025年5月特朗普签署“药品降价行政令”,虽未直接影响依赖商业医保的泽布替尼,却也导致其A股单日暴跌9.04%。

即便从技术壁垒看,百济的“护城河”还远未到让人心安的阶段。

泽布替尼虽暂时领跑BTK抑制剂市场,但礼来的第三代BTK抑制剂匹妥布替尼已启动头对头临床试验,其克服耐药突变的优势可能颠覆现有格局;而百济押注的BTK PROTAC药物BGB-16673,面临Nurix等至少四家药企的围剿,临床前景充满变数。

此外,泽布替尼持续深陷与艾伯维的专利纠纷,仿制药方面,尽管已与山德士、MSN 和解,未来仍需应对仿制药企的专利挑战。

面临较大资金压力,百济神州却仍在持续“烧钱”扩张全球研发管线。但从后续管线看,其布局虽然丰富,短期内却难见能够“挑大梁”的“重磅药物”:

进展最快的HER2双抗泽尼达妥单抗,百济神州仅拥有亚洲(除日本外)、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开发与商业化权益,销售空间受限;处于临床III期的BCL-2抑制剂sonrotoclax,进度落后于亚盛医药去年11月提交上市申请的APG-2575。

更让投资者揪心的是,今年4月,百济宣布累计投入超20.9亿元的TIGIT抗体欧司珀利单抗临床失败。

百济神州正式加冕中国“医药一哥”时,其投资逻辑也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。

对高瓴而言,当“中国故事”无法支撑估值时,资本的安全边际便需重新评估。百济神州全球化的叙事,必须不断吸引更大的资本入局,对于现有投资者并不友好。

高瓴离开百济神州,这样的选择无关对错。高瓴仍在“重仓中国”,百济神州也越来越有“国际范”,它们自身好像都没有变,一别两宽之后,由衷希望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。

       原文标题 : 高瓴百济,一别两宽

(来源:维科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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